……以‘心为形符之字之多，使人可以想象，那时候，人们对于内心世界或心理状态的了解与研究，已是相当可观了;否则，自无从造出如此众多的‘心旁文字来，使得今天的我们也惊叹不已的。

天均是万法唯识、见相不二的本体论，两行是调和矛盾、会通异说的认识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保守态度与太炎对目的论、进化论的批判密不可分——既然先验的历史方向无法成立，便必须尊重人心风俗在历史过程中的自组织规律。

一方面，众同分心的建立，为传统经史之学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剧烈冲击下的根基重建，提供了内在的哲学基础。正因如此，在建立真如的基础上，太炎由唯识走向华严，将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与华严的无尽缘起进行会通。太炎主张政治权力平等，基于对君的古义训诂：古者谓君曰林 ，其义为‘群，此以知人君与 民等，其义诚大彰明较著也。在这一年，浙图本《章氏丛书》刊印发行，它代表着太炎学术思想的总结，也意味着他不断被边缘化的开始。既然如此，用黑格尔的逻辑阐发齐物哲学，似乎违背了太炎自身的思想立场。

以赛亚·柏林认为，历史目的论的背后是一种理性的形而上学，齐物哲学对作为理性世界的第六意识及其所缘的语言名相的排遣，更在东西哲学之间形成了意味深长的思想张力。在《訄书》中，太炎立足俗谛探讨社会制度的平等建设，体现出鲜明的荀学特点。侍讲似乎才是讲解的主力。

儒家自孔子起，便以讲学为学派和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。四、士大夫之讲经与佛教之关系 佛教讲经对皇家讲儒经，初始影响不大，到了齐梁时也只是渐渐有影响。文疏更多的是作为文档义出现。【36】士林馆为梁武帝所立，虽供学者讲经之用，实为贯彻梁武帝经典解释的场所。

【4】这提示我们，作为经典诠释的疏之词源极有可能与行政系统的奏疏、章疏有关。与之相较，佛教与儒家士大夫讲经的关系更为深刻复杂。

如《晋书·车胤传》：宁康初，以胤为中书侍郎、关内侯。前引《皇太子临辟雍颂》发《论语》题，皇家讲经之中，出现开题皆在萧梁以后，似乎此环节已受佛教影响。该寺在当时是佛教中心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：这里的讲既有可能是儒生或博士给皇帝讲，皇帝（皇子）来学习经典。

且梁武帝往往三教经典皆有讲疏，可见其一心想当文化的宗师。伏曼容盖常在此处授徒讲经。今重新对儒释两家义疏学与讲经关系作一检讨，以期对义疏学研究及儒释二家在六朝的交涉研究有所推进。【20】关于南北朝的释奠与讲经过程，古胜隆一分析十分详细【21】。

儒家经学之个体化的转向，恰恰成为佛教传播与儒佛交涉的土壤。王僧虔《诫子书》谓：开《老子》卷头五尺许，未知辅嗣何所道，平叔何所说，马、郑何所异，《指》《例》何所明，而便盛于麈尾，自呼谈士，此最险事。

每造书檄，越或驿马催之，应命立成，皆有辞旨。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：帝善逵说，使发出《左氏传》大义长于二传者。

后生孤陋，拥经而无所讲习，其处境窘迫，可见一斑。而世俗士子又向他们学习。17 余嘉锡：《晋辟雍碑考证》，见氏著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62页。后生孤陋，拥经而无所讲习，三德六艺，其废久矣。虽说读包含训释的意思，讲经开始还要以念诵经文为基础，并离章辨句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讲经发题，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或套路。

46 引文中所谓听事，本指官署的正堂，此处的背景是其家宅，故当为其家之正堂。后郑学时代，尽管人们在国家具体典礼讨论上不断地回溯经典，似乎经学仍在参与政治，但在国家根本建设上，经学已失去其笼罩性。

16 圣凯：《论唐代的讲经仪轨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2001年第2期。而讲经后撰集解释文本，亦出现在皇家讲儒经中。

三国以后，执经成为主讲，同时还要回应讲解之后的问难，比如《魏书·刘廞传》载：出帝于显阳殿讲《孝经》，廞为执经，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，而风彩音制足有可观。23 郭永吉：《帝王学礼：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经学教育礼制研究》，桃园：中央大学出版中心，2019年，第72页。

牟润孙举了更多齐梁以后升高座的例子，说明儒家此时的讲经受佛教影响【47】，此点可以成立。讲师南面，学习的人拿着经书北面。二、佛教传入前的儒家讲经 经典的教义要传承和发展，必须通过讲论。除了讲学，另外更直接的论辩场所是经学会议，这是经师之间的当面较量。

儒家与之不同，则意主助教，不在问难。法异者，各令自说师法，博观其义。

史传仅言及他们著义疏，未明言义疏自此二人始，而推考道安注经体裁，仅为传注，则疏体亦不得更早于道安。盖早期偶然出现的文疏疏或为专题论说，或为条举解说，尚未自觉地形成一种诠释学体裁。

【27】这是学界讲经通过擿句来问难的情况，对皇家讲经仍然适用。《梁书·儒林传》谓：迄于宋、齐，国学时或开置，而劝课未博，建之不及十年，盖取文具，废之多历世祀，其弃也忽诸。

34 刘珍撰，吴树萍校注：《东观汉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641页。董仲舒与胡毋生共同将《公羊春秋》书于竹帛，我们从《公羊传》中的问难仍可想见到在先秦的经学传习讨论中，存在着辩难、讨论。此体裁最初由佛教使用，因之儒家的讲经以及撰制义疏，皆受佛教影响。然而佛教、儒家之讲经，其相互作用到底如何呢？欲探讨此问题，先要考察佛教传入之前的儒家讲经是何样态。

47 牟润孙：《注史斋丛稿》，第127页。上引北齐的制度中有执经一人，侍讲二人，执读一人，擿句二人，录义六人，奉经二人，也当是继承自前朝制度。

50 张恒寿：《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393页。统计此时中土僧人撰述，亦以经疏为多。

但其中重点讨论的段落，又会再次摘出，重新辩论。以解释学过程而言，疏应当用其条陈义。